阿族人的精神家园
自驾游前南之十四
我們最终在比预定时间晚了几个小时的情况下赶到了宿营地——普里兹伦。当晚已经累得顾不上查看地形了（我们有个习惯，不管到了哪里，放下行李都要去周围环视一番），躺下来倒头就睡，一觉醒来已是大天亮，赶忙出去打量这科索沃的第二大城市。普里兹伦原是科索沃第三大城市，最近发展的比较快，现在已经超过了原来的第二大城市——佩奇了。急切地想看看这个在文献中、在课堂上多次重复的地名——普里兹伦，今天总算可以一睹芳容了。也许我们是在老城感觉比我想象的要破旧和凌乱一些。
俯瞰普里兹伦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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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里兹伦在阿族和阿尔巴尼亚文化中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我们知道阿尔巴尼亚人形成的很早，他们说自己是起源于古代的伊利里亚人。在8世纪前后，伊利里亚的一个部落名称——阿尔布里亚开始被这里的人们普遍使用，于是后来就演变成了阿尔巴尼亚民族。近代的阿尔巴尼亚民族意识是在奥斯曼土耳其时代争取民族复兴运动中形成的。最早阿尔巴尼亚族反对土耳其的斗争就是从普里兹伦起步的。包括今天的科索沃、阿尔巴尼亚共和国，两边的阿族人的民族自觉都起源于普里兹伦，可以说普里兹伦是阿族民族独立运动的摇篮。
在1878年，来自各地的代表在普里兹伦建立了第一个阿族人的民族主义政治组织——“普里兹伦同盟”。这个组织一成立就提出，要求大国承认阿尔巴尼亚是一个独立的民族，保护其领土完整。这是阿族人最早的独立和自觉意识。那时“普里兹伦同盟”希望建立的是“大阿尔巴尼亚国”，他们认为这个国家应该包括现在的阿尔巴尼亚、科索沃以及马其顿西部的阿族聚集区，同盟提出要把所有的阿族人联合在一起。
当然这个“大阿尔巴尼亚”理想在今天是不合时宜的。但是就像今天我们中国人不会实践“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把满族蒙族同胞都排除在“中华”之外一样，民族主义的具体内容与时俱进，它的发展脉络还是已然存在的。我们不能否认当年的那个口号起了唤醒国人民族精神的作用。但今天如果真的要“驱逐鞑虏”那就是倒行逆施了。
第一普里兹伦同盟
同样，“大阿尔巴尼亚”、“大塞尔维亚”思想当年对于唤醒阿族、塞族反抗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的专制统治起过积极作用，但今天如果两族中有野心家以这些“大民族国家”思想挑动民族仇杀，那国际社会不能允许，各族的有识之士也不会同意的。
尽管当年那些民族精神的先驱仍然应该纪念。毫无疑问普里兹伦是阿族人民族意识的发源地。以后普里兹伦同盟时期形成的理论也仍然在整个阿尔巴尼亚民族历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就像是穆斯林的麦加一样，是很多阿族人要来朝拜的地方。但是阿族后来历史的曲折坎坷，可能是普里兹伦同盟的先驱者难以想象的。
当初同盟成立时塞阿两族都面临摆脱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斗争，那时无论是两族的关系，还是两族与欧洲基督教列强的关系都还没有太大的问题。可是20世纪初两次巴尔干战争，东正教诸国（塞尔维亚、黑山、保加利亚、希腊）在沙俄支持下打败土耳其以后，奥斯曼帝国日薄西山已不是主要威胁，塞尔维亚吞并阿尔巴尼亚，以及大范围地缘政治下俄国支持塞尔维亚对抗奥匈就成了主要的问题。
战争中塞尔维亚军队于1912年11月12日攻占普里兹伦后进行了大屠杀，据说有五千多平民遇难。当时随军采访的俄国记者、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家的列夫.托洛茨基对普里兹伦大屠杀的报道曾经轰动一时。托洛茨基说：塞军中“有知识分子、有思想的人，民族主义的狂热者，但这些都是独立的个体，剩下的就只是一群暴徒，强盗们参军就是为了抢劫战利品。……尽管塞尔维亚官方在努力掩盖，但他们的目的很简单：有系统地灭绝穆斯林人口”。
《纽约时报》对普里兹伦大屠杀的报导
巴尔干战争后塞尔维亚不仅完全吃掉了科索沃，而且与黑山联手一度占领了今天阿尔巴尼亚共和国的大片领土，实际上沙俄-塞尔维亚东正教势力是把穆斯林阿尔巴尼亚人和土耳其人都视为敌，希望借巴尔干战争胜利之势灭掉阿尔巴尼亚人国家的。只是由于奥斯曼衰落退缩后欧洲反土耳其阵营已破裂，以奥匈帝国为代表的中欧列强要抵制沙俄和东正教势力无限扩张，才迫使塞尔维亚和黑山退出阿尔巴尼亚本土，仅以占有科索沃为满足。
这样一来，阿尔巴尼亚人为了反塞就变得亲奥匈，结果在不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站错了队”，不仅科索沃索还无望，连阿国本身都再次陷入危险。结果又是协约国中不希望塞尔维亚太强的势力，以意大利为首施加影响，才使阿国保存下来，但因此又造成了阿尔巴尼亚人的“亲意大利”倾向。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科索沃阿族人要求摆脱第一南斯拉夫的束缚，他们建立的民族主义组织就叫“第二普里兹伦同盟”，表明了要继承前者的传统。“第二普里兹伦同盟”在今天前南地区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因为当年他们为了反对塞族人采取的立场是亲意大利的，是又一次“站错了队”。当年意大利不仅把阿尔巴尼亚变成自己的保护国，而且占领科索沃后支持“第二普里兹伦同盟”合并于阿国的主张，第一次形成了“大阿尔巴尼亚”这个政治实体，当然，在那种情况下它只能是一个意大利支配下的傀儡国家。
而这一次“站错队”的后果更严重，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通常还被看成列强之间的争霸战争，尽管有“政治正确”与否的问题，但由于那时并未出现对平民的蓄意大屠杀、种族灭绝、奥斯维辛这类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战后也没有惩罚战犯之说。战败国愿赌服输，割地赔款就是。参战个人如果除战场厮杀之外没有对平民和俘虏犯下特殊罪行，连声誉也不会受太大影响。“站错了队”的附从国地缘政治利益固然是跟着受损，却还没有太大的道义乃至罪行责任。
二战就不同了，举世公认那是一场反法西斯正义战争，由于纳粹法西斯屠杀平民、种族灭绝等穷凶极恶的罪行，战后普遍惩罚了战犯，附从法西斯-纳粹当然也就成了不仅是“政治不正确”、而且严重的要负刑事责任的罪行。
我们在前面谈到克罗地亚的时候也曾经提起过这个问题。在整个东欧国家这种现象不止发生在前南斯拉夫。在那个时代，“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少数民族要对抗强势民族，弱小国家要对抗强大国家，通常都要倾向于后者的强大对手，甚至接受其保护。就如同一个弱小者要反对两个巨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接受其中一方的庇护，让巨人们互掐自己才好渔翁得利。
在前南地区，最强的塞族是东正教徒，传统上是亲俄的，那么为了反抗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对手就需要寻找其他的靠山，也就是说寻找地缘政治中的另一方。一战中对抗塞尔维亚-俄国的要么是土耳其奥斯曼，要么是奥匈帝国，在二战中自然就是德意轴心国。结果，两次世界大战中阿族都是站在战败方一边的。上述问题成为东欧各国剧变以后引起争议的话题，像阿族的普里兹伦同盟、黑山的德尔列维奇、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乃至斯洛伐克的季索等等，他们的确是民族独立运动的始作俑者，但是又有所谓“通敌”的污点。
其实这样的例子在亚洲也有很多。前面曾提到的印度国大党的孟加拉分支和激进派首领钱德拉. 鲍斯就曾经跟日本人合作过，他甚至组织了一支“印度解放军”和日本人联手打击英国人。当时的国大党主流虽然要搞甘地式的非暴力主义，反对这种武力抗英的做法，更不赞成钱德拉•鲍斯的这种亲日行为，以甘地为代表的国大党主流在国际上还是支持英国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
但是从民族立场出发，独立以后的印度国大党仍把钱德拉•鲍斯看成独立运动的群英之一而给予较高的评价。尤其是孟加拉人中的共产党，主要是曾在西孟加拉邦长期执政的印共（马），不仅因为鲍斯是孟加拉人，还因为鲍斯是“社会主义者”（由于反西方的“资本主义”，纳粹和日本都曾以“国家社会主义”和北一辉、大川周明式的“皇道社会主义”相标榜，因而也吸引了一批东南亚、南亚的“社会主义者”，当然，他们不会是民主社会主义者）而对他评价更高。至今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的国际机场就叫钱德拉•鲍斯机场。
钱德拉•鲍斯
这样的问题在克族人那里存在，在阿族人当中也存在。“第二普里兹伦同盟”在前南地区的评价与乌斯塔沙一样，在前南斯拉夫被看成是“附敌”或者说是“通敌”的一种组织。今天在阿族人已经掌权的背景下这类历史评价就很容易发生歧义。我个人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评价这些人当然要看“站队”，但更应该看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
像乌斯塔沙不仅是“站错了队”，而且在他们掌权的“克罗地亚独立国”也犯下了很多种族屠杀的罪行，那是必须坚决谴责的。但像黑山的德尔列维奇似乎没有被指责为有严重的反人类罪行，对他的评价就有明显的不同。就阿族而言，第一普里兹伦同盟的历史无疑是光荣的一页。
但第二普里兹伦同盟就因与意大利人的关系而被如今的科索沃官方历史叙述所回避。而在保持了言论自由的民间，仍然有人认为当时面对塞尔维亚切特尼克（这个极端组织的种族屠杀行为是盟国也谴责的，南共时期更以清算切特尼克著称）的威胁，接受意大利人的保护是可以谅解的。
我们原定要看的一个景点就是普里兹伦同盟博物馆，很想知道那里对这些问题是如何表述的。但是很遗憾，由于原来的时间安排的太紧凑而没有留有余地，从一开始出发就不断往后压缩时间，今天我们还要赶到佩奇、黑山、最后在科托尔住宿，只好大幅度精简原来的计划，就以看城市的外景为主了。
普里兹伦同盟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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